张福贵 | 理解莫言:仁者与智者

发布时间:2019-02-28   浏览次数:

张福贵,1955年出生敦化,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多年来主要从事鲁迅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日比较文学、东北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审判》《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民国文学”的概念与文学史观的反思》《文学史观与方法论》等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80余次,论著曾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部专著和论文被译成英、日、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或发表。

 

 

内容提要

 

莫言的小说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其文学书写植根于生命体验,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切感受,满含对民族文化的思考与批判,与此同时,他小说中以“人”为中心的善恶书写又是超越民族、超越历史的。要理解莫言,便要理解其怪异奇谲叙述背后的大悲悯与大善。本文从莫言小说中的文学形象、善恶书写、历史意识等方面切入,作横的对比与纵的分析,试图读懂其写作意蕴中的残酷、冷漠与其潜藏的温热与悲悯,并由此进一步反思当下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与文学传播中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

 

 

关键词:莫言 《丰乳肥臀》 《生死疲劳》 悲悯

 

莫言是慈悲的,确切的说是悲悯的。这悲悯掩藏在日常的叙述和怪异的想象之中,透过苦难和罪恶的书写,悲悯如地泉涌出,渗透周边的一切,包括历史和现实。而且莫言的悲悯不只是单向的同情,他更注重揭露罪恶和抵抗罪恶,始终走在历史深处,然后探出头来向人们说豺狼说星星。夜深人静时读莫言的小说会有一种大恐惧,伴随着黑夜,这恐惧滚滚涌来,不寒而栗;烈日炎炎时读莫言的小说会有一种锥心刺骨的凉,阳光下的冷酷弥漫四周。我在此时,方能理解当年鲁迅阅读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时的感觉。

 

如果选择一个字来概括莫言小说主题的话,那就是善。莫言的善与宗教的慈悲情怀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所有的苦难书写都来自于心底的善。他的心中有来自于母亲给予的与生俱来的善良,也有来自对于社会底层人同病相怜的深切同情,更有对于人类命运和沧桑大地的博大悲悯。他所写的不幸苦难甚至罪恶都来自于现实世界感受,他的慈悲不是形而上的,是来自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他把自己的许多体验都化作了形象。

 

莫言书写罪恶,本质上是对于善的追求。毫无疑问,莫言的世界是充满忧郁的,这忧郁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有善的理想的幻灭,但这并不表明莫言就是一个悲观者和绝望者。一切对于恶的否定都来自于对善的期待,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这是被常常忽略的一个事实。否定不该如此的苦难和罪恶,就等于肯定了应该如此的美满和善良。简单的说,批判恶就是肯定善,无论是作家的内心还是人性的本质都是如此。

 

莫言的小说大多没有彻底的恶人,甚至有的人在作恶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恶。然而,意识不到的恶才是最可怕的恶。这对于施恶者和受害者来说,都可能陷于一种麻木之中,从而放弃对恶的抵抗进而继续作恶。比对于某个具体人的恶的批判更为深刻的是,莫言的小说揭示的是无意甚至是善意的恶形成的土壤和背景。这是一种文化之恶,而不是人性之恶。在这一点上他与贾平凹形成了一致。虽说不去揭示人性恶,并不等于他不去剖析人性。莫言带着慈悲去剖析人性,慈是心性,是一种内在的本心,悲是外射的伦理情感。人无本心,一事无成。但是,仅限于此,无益众生。独善其身是小善,悲悯天下才是大善。莫言小说中的善,是始于本心而放之众生的。小说中的人物有的是先天的善,是人的本性,例如上官鲁氏对于孩子的爱;有的是后天的善,经过现实的磨难和洗礼而发生的道德升华,例如余占鳌的民族大义。莫言小说中的世界风云变幻,天道沧桑,最后站得住脚的就是人性的善。它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政治,也超越了人本身。

 

对于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思考,一直是莫言创作的一个母题。《生死疲劳》在这一点上最为生动和形象。在小说以奇特的想象构筑的荒诞的生命循环中,人的价值几经轮回最终被一次次粉碎,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以来人之历史的浓缩和表征。人在这种轮回中是没有价值和定性的,无论怎样变形都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丰乳肥臀》的大框架是在叙述历史,其实是在历史中对人性进行检验,渴盼人性的回归。将其和1950年代著名的“红色经典”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对读,更能看出莫言的心思所在。

 

《丰乳肥臀》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文本,把宏大的历史主场微缩成山东大地一个母亲和一群儿女生死相关的人生故事。作家的出身、小说的主人公、小说的场景和故事都与《苦菜花》极其相似,同样的身份、同样的地域、同样的形象、同样的故事,但是由于视角的不同,使这两部作品成为两种不同的历史文本。前者是人性的视角,后者是政治的视角,而二者共同的亮点是伟大母亲形象的塑造。《苦菜花》中的仁义嫂是英雄的母亲,她的伟大具有政治的正确和民族的大义,这伟大表现在为了大义而让孩子作出牺牲;《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是平凡的母亲,她的伟大具有平常母亲的舔犊之情,甘愿为儿女而牺牲。她在饥荒之年,为了能让孩子吃上一点粮食,先吞下豆粒然后回到家再呕吐出来给孩子吃。这种难以想象的运粮方式无疑是受到了动物储粮和反刍的启示,而这种伟大的母爱不是通过道德的升华和政治的崇高所表达出来,而是回归于动物本性,用生命的最原始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显得格外真实和格外无私。文学的本质就是表现人性和人类的,母亲为了孩子而呕出偷吃的豆粒时,你不能不为这种达到了极致的母性而震撼。与此同时,你又不能不对于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产生强烈的批判。《苦菜花》中的母亲对于孩子是爱的,这爱是为民族情阶级爱奉献自己的儿女,而且她把对儿女的爱扩大到对每一个革命战士的爱,升华为对革命事业的爱。当敌人逼她说出兵工厂埋藏机器的地点时,她为了保护兵工厂和设备,不仅自己忍受了一切酷刑的折磨,而且忍受着巨大的悲痛,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嫚子被敌人残酷虐杀。这是在民族危亡时刻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母爱的大爱。而上官鲁氏对于儿女的爱自然本性的成分更大,这在对于儿子上官金童的溺爱中表现十分明显。上官金童是她唯一的儿子,在伦理和母爱基础上形成的爱最终使儿子成为了无用之人,而上官鲁氏对此却义无反顾,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平凡甚至平庸之爱。一个民族要壮大,希望像仁义嫂这样伟大的母亲越多越好,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又少不了像上官鲁氏这样平凡的母亲。

 

长期以来,对于平凡的人伦之爱和自然人性的表达往往不被接受。当年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出版之后,立即遭到强有力的批判,结论严厉,作者处境严峻。我当时正在给研究生讲授新文学思潮,让大家阅读讨论这部小说,然后指导学生完成了六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肯定了《丰乳肥臀》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在那样的一种气候下难有园地发表,后来刊登在大学同学编辑的一份出版小报《书友周报》上。这件事被莫言多次提及。小说中上官鲁氏及其儿女们的悲剧人生是平凡的,人生在世,无害的平凡甚至平庸是否有存在和表现的权利,这是是否承认大多数人自然属性价值的问题。而这种悲剧往往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所导致的,是一种普遍人生。因此,从这种平凡和普遍中可以看到背后时代风云的变幻。

 

比这一问题更为严峻的是《丰乳肥臀》所表达的历史观问题。毫无疑问,小说的历史观与一般历史教科书有所不同,对此提出批评是有政治合法性和历史合理性的。但是,艺术创作是一种个人叙述,并不能构成对于主流历史观的颠覆。如果这样的话,的主流历史观是否也显得过于不自信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切历史也都是个人史。个人虽然不一定都有参与历史的机会,但是却有评价历史的权利。历史不只是单一的,个人史也是对于主流历史书写的丰富和补充。不能简单地用一般性与个别性、本质真实和非本质真实来辨析,来轻易地剥夺评价历史的个人权利。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本质和表象,不能用彼物的本质来代替或者否认此物的本质。任何存在都是本质性的存在,没有所谓的非本质性的存在。而历史的本质其实就是所有历史构成现象的最大公约数而已。莫言的小说不是特意对于哪一种意识形态的否定,而是始终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的风云变幻。一句话,莫言是超越的。

 

要理解,莫言作品的思想价值取向最终是为他的,不是写自己和写给个人的,他所作的是一种文化批判,是写中国人人性深处的善与恶,写人生的苦与悲。他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生触摸着中国文化的神经末梢,然后一点一点的指给你看,让你透过作家的平静看到一副热心肠,这种温热是隐藏在冷静甚至冷酷的语言外衣后面的。如果有谁说,莫言是冷漠的,那我说可能就是没有读懂莫言。

 

如果读懂了莫言小说的深层意义,所谓小说中的“残酷”与“丑化”也就有了新的理解。在莫言的小说中,除了《丰乳肥臀》之外,可能最受责难的恐怕就是《檀香刑》了。一般大众和批评者的核心观点认为小说是在欣赏丑和残酷。其实无论是从理论思考还是批评实践来看,这种对于丑和残酷的描写是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的。首先,文学的功能是多样的,美化和丑化、歌唱和批判同样是需要的,有太多的美化的文学,而缺少这种真实的丑化的文学。与小说相比,生活本身的丑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所以揭示丑恶是文学天经地义的功能,这也是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方式。其实,所谓的正能量不只是对于现实的肯定和赞颂,一切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所有能量都是正能量。批判丑恶就是为了社会更加美好,因此也是正能量,而且是更为深沉真实的力量。

 

其次,莫言小说的“丑恶”是一种表层叙事,作者立场隐藏在苦难和残酷的后面,不动声色地表达自己的价值偏好。有人说《檀香刑》作者是在欣赏残酷,暴露出作者的冷酷。人们只是看到了赵甲对于残酷技术的着迷,而没有思考赵甲这样一个怪胎是如何产生的。而作者恰恰是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和众人的麻木而揭示出封建专制文化对于人的毒害。在这一点上,最能看到莫言与鲁迅在思想上的相通。

 

从思想价值取向来看,《丰乳肥臀》和《檀香刑》是莫言小说中最具莫言特点的互文性作品,善的极致和恶的极致都通过上官鲁氏和赵甲的非常态行为表现出来。上官鲁氏的母爱是善的极致,当母爱表现为动物层面的本能之爱时,可能是最纯粹最本质的爱;赵甲的残酷是恶的极致,他对自己的杀人职业的精益求精而习以为常时,就更能展示出极致的恶是如何泯灭人性的。小说对于赵甲刻苦钻研的杀人技术通过不动声色的精细叙述和日常化描写展示出来,如何更巧妙地杀人已经成为了一种艺术,而最令人战栗的是这种恶的极致是通过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而一切敬业和高妙都是为了实现封建刑罚的共同本质——如何使受刑者更加痛苦。而最为可悲的是,施刑者已经意识不到这种罪恶,施行最残酷的剐刑变成了纯粹的技术美学。

 

杀戮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往往是给予高度赞扬的,因为复仇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三国演义》作为战争文学的经典但却缺少和平意识,对于战争只有战术上的检讨而没有本质上的反思。其中的许多阴谋与阳谋都是为了如何更快更多和更巧妙地杀人;《水浒传》中武松、林冲、李逵的杀人无疑是一种道义的复仇,但是过度的杀戮就使这种复仇沾有过多的血腥。在“血溅鸳鸯楼”中,武松由正义的复仇演变为无目的的杀戮:潜回张都监家,先来到后花园墙外的马院,遇到个喂马的,割了头,尸体踢飞。随后翻墙进院里,来到了厨房,一看两丫鬟在熬汤,一刀一个,结果了两人。终于来到了鸳鸯楼,碰到了三个真正的仇家:张都监、蒋门神和张团练在楼上吃酒吹牛。武松上去将张都监和蒋门神砍翻在地,剁了张团练的头之后,回过头来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脑袋也割了。看有酒有肉,喝酒吃肉之后,蘸了尸体上的血,在墙上潇洒的写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他准备下楼时又遇着两个随从上楼,于是砍翻一个,割了另外一个头。随后又遇到夫人,仍然是迎面砍翻。其后的一幕令人战栗:他去割夫人的头时,发现刀都砍钝掉了,头割不下来了,竟然执着的又去换把刀,终于把头割下来了。在楼下走时,看到唱曲的玉兰带着两个随从,便上去把三人也给捅死了。下了楼来拴门,又看到两三个妇女,上去也给捅死了。杀戮完成,武松最后说道: “我方才心满意足。”从这段血淋淋的描写中可以看到,武松的杀人已经远离了复仇的界限,变成了一种嗜血的本能欲望,在本能欲望的疯狂中带有强烈的自豪与快感。而“智深拳打镇关西”中,作者详尽细致的杀戮描写同样充满了一种自得和惬意。可怕的是,这段文字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大陆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范文。前几年我在中学语文教材审核会上极力主张删除此文。当时某版教材在选文后面的“课后练习”中竟然列出表格,将鲁智深的三拳细致分列——第一拳:味觉(味);第二拳:视觉(色);第三拳:听觉(声),让学生依次按照文中的血腥描写来进行填空!不知道编者究竟意欲何为?面对那些未成年的学生,这种杀气过重的语文教学的最终结果可能就会培养戾气和冷酷。不可思议的是,前些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中插入的主题歌——《好汉歌》,成为了全民传唱的“金曲”。当人们听到那句“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唱词时,是否想到这如果成为一种现实时,自身和社会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要知道,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这些人是作为堂堂正正的英雄好汉而被歌颂的。在这些描写中,残酷描写不仅成为一种艺术场景,而且成为了一种道德荣耀。当杀人成为了一种崇高的伦理之后,残酷也就变成了美丽的诗。《檀香刑》中赵甲的残酷与武松等人的非法行为不同,他的杀人行为是一种合法的职业,法律上他不仅是无罪的,而且是有功的。这最终只说明一个逻辑:邪恶的制度和法律是会改变人性的。读莫言的《檀香刑》,你也会感到一种精致的残酷描写。赵甲精湛的剐刑技术在莫言的笔下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刽子手简直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而观众的喝彩更将受刑者的痛苦变为自己的快乐,于是残忍和血腥都被淡化,罪恶退到了幕后,所剩下的就是一种展示和欣赏,这是一种何等的生动和深刻!但是,莫言与《水浒传》作者和编导者最大的区别是,他描写残酷而否定残酷,不是像前者那样,描写残酷而歌唱残酷,二者的描写相似而立场不同。十分深刻的是,莫言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于赵甲个人品行的过多指责,而是日常化地甚至合理性地描写他的职业行为,详尽叙述他的不易和辛劳,而其平静的背后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制度的恶和文化的恶。比较而言,封建传统文化的恶比制度的恶更具有杀伤力和腐蚀性。当人们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恶的时候,实质上已经从制度的恶转化为文化的恶了——这种文化之恶人人有责,文化之恶需要残酷也制造残酷,最后人人都是施害者又都是受害者。这验证了我以前的一个判断: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所有罪恶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于人的不尊重。个人的残酷并不可怕,自然规律会结束这种罪恶。文化的残酷则是祸害无穷的,也是无救的,因为它鼓励残酷,最后培养的是群体的残酷并且延续和加大这种残酷。这在鲁迅《狂人日记》中已有表达:吃人传统代代相传,连孩子都被亲娘老子教会了,成为了一种惯性的残忍,这就是文化之恶。鲁迅所呼吁的“救救孩子”其实拯救的是民族的未来,莫言其实是怀有和鲁迅一样的情怀。如果你理解了鲁迅的文学世界,也就理解了莫言的小说创作意蕴。莫言是仁者也是智者,他的文学世界是需要人们去深深理解的。

 

我曾经多次说过,如果中国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莫言会是第一个。与最初的想象不太一样,莫言的获奖并没有为他带来更多的赞誉和希冀,相反却引来更多的批评和指责。与此相关,对于诺奖的价值标准问题的一贯质疑也再次达到一个高潮。这些质疑和指责中包含有太多的文化和文学信息,有的是多年来无解的文化难题。例如,批评标准问题、文学的功能问题、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审美差异性问题等等。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包含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不是国际标准或者民族标准,但可能是一种人性标准。从历次获奖作品的基本内容来看,无论诺贝尔文学奖有多大的偏见,但有一点是很难否认的,那就是对于普遍人性亦或人类性问题的重视。

 

莫言的获奖是中外批评家、翻译家和读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虽说莫言小说不是完美艺术,而任何获奖小说都不是完美艺术。如果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评价莫言的小说及其获奖问题的话,我觉得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事实上,前些年已经有人作出此类的评价了。在大凡所谓“丑化”的文学获得国外奖项或者被西方批评家肯定时,就常常被套上后殖民话语或者东方主义的标牌而遭到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使用现代性话语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学进行批判,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必要环节。相对于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中国传统的封建旧文学更需要变革和扬弃,所以不能把西学东渐文化批判都视为是一种后殖民主义圈套。这种存在与批判不是阐释出来的,而是一种历史和思想的现实。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思想逻辑推断,中国古代文明对于周边国家的强大影响是否可以称之为前殖民话语呢?

 

在对于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评价中,存在着一种过于强烈的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历史境遇的自然反应,也包含有不断的阐释和强化。这样一种文学批评标准使用起来真的是轻车熟路,妇孺皆能。但是,过多地关注了两种文化相遇时激烈冲突那一刻,而相对忽略了冲突之后漫长的接受和融合过程,从而进一步阻碍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发展。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是一种极具建设性的世界构想,为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传播和评价提供了价值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的发展,这一理论的前瞻性意义和历史性价值将会日益显现出来。人类文明多元一体,中国文学的人类性意识与民族性意识一样,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内涵。中国新文学百年波峰浪谷历经沧桑,莫言的小说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荣誉,也成为当代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有效证明。无论是批评界还是社会大众,都应该珍视作者这种难得的深刻和世界的认同。

 

 

注释:

①[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 页。

②[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303 页。

③④罗贯中、施耐庵:《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435 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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